目前普通话推广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在我们为这项工作取得实效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推广普通话已深入人心，却依然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和制约着推普工作继续深入。认清这些错误观点的产生并想办法解决它对今后工作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一、现阶段推普工作中对方言的几种错误认识
1、将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认为推广普通话就是要消灭方言，因而产生抗拒和排斥心理。一些人认为汉语方言是中国文化一种的独特现象，记载和传承了中国语言几千年的变化发展轨迹，是奇迹，是瑰宝。而我国的共同语——普通话的产生和欧洲各国不同，不是语言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而是由政府制定并加以推广的“人工语言”[1]，由政府提倡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并且用法规的形式加以约束，所以推广普通话就是一种政府强制行为，就是要人为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最后取而代之。有些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担心推普会让方言里的古音古词湮没绝种而使很多没研究清楚的古汉语现象无迹可考；有些人担心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会说方言，方言将在下一代下下一代逐渐消失，推普会让中国这种独特而丰富的语言资源枯竭……各种各样的“拯救方言”之声不绝于耳。
2、对不同方言的不客观评价产生的语言偏见和“优势方言心理”。一些人由于不了解方言，加之各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种种原因，产生了某种方言比其它方言“更优秀”、“更动听”等不客观的认识，并由此引发“优势方言心理”，比如“上海优势心理”、“广东优势心理”、“北京优势心理”。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上海语言偏见。“许多到过上海的人常抱怨，他们在上海受到冷遇，仅仅因为不会说上海话。……不幸的是，某些‘外地上海人’没有学会说上海话，因而常常被视为‘二等公民’……苏北方言、四川方言、山东方言常作为笑料编进节目中。甚至标准的普通话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尊敬。”[2]
3、认为汉语规范化就是排斥方言，视方言特别是新兴的社会流行语为“语言污染”。地域方言的封闭性、区域性、保守性使它成为推广普通话最大的障碍，不少人视之为语言规范化的大敌。“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3]面对社会发展而带来的语言变化被认为破坏了“语言的纯净”，将流行语视为“语言污染”。马希文先生曾对将“电子计算机”称为“电脑”颇有微词，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一书的《译者序》里提到“我们应当慎重地对待当前在宣传中越来越普遍使用的‘电脑’，这如果不算是港台风的话，也至少使我想起四十年代有人把摩托车称为‘电驴子’。”语言学家陈原先生也曾说“但是，让‘迷你’这类的词太多地冲击规范化，那就使语言不能得到健康地发展，现代汉语中本来有一个‘微型’一词翻译mini-，这样可以很好地、准确地表达这个概念，为什么弃而不用却偏偏选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迷你’呢？这种冲击纯粹是消极的，我们应当加以排除，使语言健康地发展。”[4]
二、语言的分化和统一规律决定了普通话将会是汉语方言发展的最终结果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也是语言发展变化的方向，语言由分化走向统一是语言发展的趋势和最终结果。方言和共同语是语言分化和统一的不同产物，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中的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5]社会方言是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变体，在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由于年龄、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语言的使用上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区别上，有的还带有隐密性，别的社会群体成员很难理解，比如“黑话”和一些“行业语”。地域方言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区的变体，它的形成与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都有关。汉语方言纷繁复杂，有官话、湘语、吴语、粤语、闽语等十大方言区，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土话。这些方言土语大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各个方面都与普通话和其它方言有很大差异，“十里不同音”是汉语方言最生动典型的概括。“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真正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起来的条件。”[6]而方言的差异性和封闭性严重阻碍了社会交往和经济发展，推广全民族共同使用的通用语势在必行。
共同语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语言由分化走向统一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使用人口等多方面因素，最终确立了“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7]
应当注意到，从1958年周恩来总理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到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已经不仅仅是汉族的通用语，它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即包括汉族以及其他五十五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
三、正确理解推广和规范普通话工作中的方言现象
1、推普工作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更不是要人为地消灭方言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雅言”、“凡语”、“通语”、“官话”、“国语”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共同语的称呼。我国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缺少语言大统一的社会环境，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历史发展中即中国自然经济日渐瓦解的过程中，在复杂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种种条件的制约下形成的。“单纯依靠自然语言的发展过程来普及一种通用语，那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过程；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来强制推广，则几乎是极为勉强引起反感的。……现在我们推广普通话，既有语言的自然形成因素，同时又加上行政力量的因素，故而目前推广普通话使它成为开放型模式的对内对外的规范语言完全是顺理成章，事半功倍的。”[8]虽然从语言发展的规律来看，方言经过“双语制”阶段最终会统一于普通话，但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方言区人民交际和思维的重要工具，和普通话并存并用，互为补充，而决不是象有些人认为的，普通话是用来人为消灭方言的工具。

2、正确评价方言，消除语言偏见
人们在评价某种方言时，往往用是否“好听”、是否“规范”、是否“完备”来加以表述，以判断其优劣。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方言最“好听”，别的话都“很土”。其实，语言和语言、方言和方言间并无优劣。英国语言学家屈得格尔认为语言的评价通常有三个标准：规范性、完备性和审美性。[9]针对规范性和完备性而言，他认为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优秀的”，所谓“规范”不“规范”，“完备”不“完备”只不过是对方言不同之处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并不是基于语言的客观性，而是基于社会主观性的基础上的。从语言学角度看，任何方言都可以完成“交际目的”“都具有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因而任何一种方言都是规范的，完备的，只是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的原因，不同的方言只适用于本地区使用，而其它地区可能很难接受。这种适应性不时因为的它的规范性和完备性，而是一种习惯。人们认为某种方言“好听”或“难听”仅仅是处于审美上的考虑，是由方言的社会涵义所决定的。社会涵义是指经济、文化、区域、政治和个人等的综合效应。“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经济文化和科技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在上海这个语言区域里，绝大多数人都说上海话，如果有人不说就会在心理上感到一种负担，这种心理压力对居住在上海的人形成了一种势态，认为只有上海话最完美、最动听。”[10]因而引发了“上海优势方言心理”，这就是一种社会涵义效应。这种对方言的评价方法不是根据语言学事实作出的，因而是主观的。
3、方言和普通话辩证统一、相互影响
（1）对方言而言，普通话是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它可以决定其他方言的发展趋势，它能够借助社会的力量引导方言向自己靠拢。普通话是通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播媒介和社会交际工具，是以各种方言为母语的人共同学习的对象，各地新派方言演变的总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方言区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现象……这两种言语的互相接触，导致广州话词汇起了相当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用粤语音读出普通话词汇的情况增加，甚至连‘的’字也经常以广州语音出现在广州方言的口头语中，而不是使用原来的‘口既’字。”[11]上海话“影戏、水门汀”已被“电影、水泥”所替代；“穿衣裳、找到”与“着衣裳、寻着”并存竞争；“文凭”的“凭”过去声母读/b/，现在有些青年人读/ph/，浊音变成了送气清音。[12]
（2）对于普通话来说，方言是其形成的基础和源泉。民族共同语一般总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普通话也不例外，它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吸收其它方言的语言现象来充实和丰富自己。当某种意思普通话里没相对应的词语加以表达时，一些方言词就被吸收了进来，比如“名堂、把戏、垃圾、瘪三、别扭、尴尬、陌生”等。普通话中的“动词+掉+了”的结构就是从吴语吸收的，北方方言的“掉”本来只有结构补语一种用法（如“滑掉了”），但受吴语中相应的同形结构的影响，“掉”有了表示“简单的完成”的新用法，如“输掉了”。[13]尤其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方言对普通话的冲击和影响会越来越大。
（3）方言和推广与规范普通话的矛盾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要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组织和成员要求彼此使用的语言文字有一定的规范，否则就无法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规范化是社会群体的需要，也是信息时代的需要，因为没有规范化，就没有信息交际的高速度、高效率和高准确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任何一种活的语言所经常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变化的语言，是僵化的语言，是死的语言。如果只强调方言对普通话的消极影响，那就会忽视掉它积极的一面，即使语言本身新陈代谢。虽然普通话的推广要求规范化，但规范化并非绝对禁止使用方言，而恰恰提倡吸收方言中的活泼清新之有益部分，使语言的表达更准确、鲜明、生动。
四、推普工作中的方言利用
1、为古汉语研究提供佐证。方言和普通话都是从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古汉语中的许多语言现象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但在方言中却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古汉语的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等现象都可以到方言中考证。比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入声等古代语音现象在普通话里已无踪可寻，但在很多方言里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所以王力先生认为“不但由现代方言中证实了古音的系统——甚至能利用方言的事实来‘重建’古代的音值”。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现象，类似的例子在各个方言中都举不胜举。
2、为学习普通话和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提供帮助。地域方言同普通话的差异较大，但这种差异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现代方言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对比的语言材料，找准普通话和方言的对应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普通话。很多人在读古诗词时经常会遇到平仄等问题，用现代汉语的语音知识很难解决，因为普通话没有入声，可用有入声的方言一读就很容易理解了。
3、利用方言丰富普通话的表现力。文学作品由于描写风土人情的需要，方言词汇用得比较多，不少方言词正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媒介而扩大了流通的范围，逐渐进入普通话词汇里的。老舍的话剧《龙须沟》里，对同一个地方，泥水匠老赵“厕所”，而胆小怕事的赵大妈则称“茅房”（北方方言），用词扣紧人物性格，准确传神。社会流行语反映了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很富于时代感，少数流行语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语言自身的选择，进入了社会通用语词库而流传下去，“棒（极了）、电脑、迷你”等。随着科技的进步，行业语特别是科学术语的产生日新月异，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现代汉语，这些融入普通话的方言词汇使得普通话的表达更丰富更生动更有活力。